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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内部理论反对就构成要件与限制条款之间作明确的区分，认为基本权保护领域自始即有明确的内容，外部理论所称基本权的限制条款实际上是基本权规范领域的界限，即基本权的内在限制。
爬虫程序所浏览的网页是向搜索引擎开放的，此时，搜索引擎有权假定信息的抓取已经得到了被搜索网站的同意。而被拒绝的人中向本国主管机关提起申诉者不超过2%，在至少10个国家里，甚至低于1%。
从要素衡量的角度，首先是看当事人卷入的事件有多强的公共属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较为零散的美国，其商务部于2012年提出《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其中列举的原则与OECD指南并无二致。因此，应对与个人数据有关的隐私保护问题成为当务之急。[28]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反悔的权利。即便如此，这一措辞还是取消了《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对第三人有明确指向的好处，同时又增加了法律的模糊性。
一旦排名靠前的股东出售股票，使他跃升为公司第十大股东，他的相关信息就变成了应当公开的信息。这首先是由于视觉效果以及图片和声音的结合，尤其是由于电视报道的传播广度。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上实际上在逐渐放宽。
See Stephanie Amaru, A Natural Compromise; A Moderate Solution to the GMO Natural Labeling Dispute,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Vol.69, No.4,2014, pp.593～594. 【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 进入专题： 转基因食品 风险规制 行政裁量 司法审查 。也就是说，查明事实真相本身就是一个不精确、存在各种可能的过程，因此存在估量和判断，但是他认为这不是裁量活动，因为裁量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一定客观基础上的主观选择。[15]按照该测试，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规制必须涉及到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反过来说，当存在实质性政府利益时，政府可以进行规制。[27]在组织安排上，食品风险评估通常由独立行政机关或同一行政机关的不同机构实施。
必要性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在诸多措施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在风险管理阶段，应该在风险要件之外引入公共利益要件，以抵抗风险科学性对裁量空间的压缩，并对具体情境下的公共利益内涵进行要件裁量。
依据辅助性理论（Subsidiaritaetsprinaip）的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绝对任务，在个人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时，国家可以介入，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免除以下情况下的标识义务：酒精饮料。可以据此判断，立法者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未加以区别，转基因食品可以直接适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行政机关首先需要确定和解释法律要件，在确定和解释之后需要行政机关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政策考量做出适当的选择，才能最终确定个案的法律效果。
[46] 参见王贵松：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第144～146页。[8]但是从制度的内容来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强制要求生产厂商提供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原料的事实陈述，而不是转基因食品本身风险的实质判断。对于风险的裁量，如果风险管理机关作出效果决定时所依据的对风险的认定与风险评估机关的认定是一致的，法院应该予以尊重，因为这种判断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过程，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评估明显错误。[56]转基因食品风险的管理机关同样也面临这一系列的选择，从理论上来说，统一禁止、部分禁止、事先审查、事后审查、许可、补贴、信息披露、完全的放开都是允许的。
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并不存在确切的科学结论时，法律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予以对待？[1]这构成了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核心问题。参见余凌云：对行政自由裁量概念的再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第62页。
首先，行政机关可以进行判断裁量，决定是否要求生产商或者销售商采取行动。在要件裁量中，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意思不确定、具有多义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
政府的利益是否是实质性的。[11]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39] 参见前注[28]，戚建刚、易君文，第155页。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立法者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为行政机关留有判断余地和选择自由。[45] 参见前注[24]，王贵松书，第40页。公共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风险管理的规范要件，原因在于行政机关对于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首要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公民生命健康，但是与确定不安全的食品相比，行政机关健康保护的任务并不紧迫，这使得行政机关可以将健康保护的任务与其他需要实现的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公共利益进行比较和衡量。
[21] 〔英〕安东尼•奥格斯：管制与侵权法之间的关系：目标与战略，载〔荷〕威廉•范博姆、〔奥〕迈因霍尔德•卢卡斯、〔瑞士〕克丽斯塔•基斯林主编：《侵权法与管制法》，徐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另一种则基于社会理性，认为转基因食品与同类传统食品不同，应该根据风险防范原则，采取一定的风险防范措施。
因此，考虑到转基因风险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复杂状况，需要将视线从立法过程转到行政过程中来，观察行政机关如何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过程中通过运用行政裁量的法律技术来应对不确定风险带来的风险认知和利益要求的冲突。[57]在其他情况下，则要求风险管理机关及时采取措施。
[38]约束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专业因素，即专家是否满足相应的专业要求。我国目前对于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制度实践还十分不完善，未来需要通过裁量权的行使和约束进一步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制度。
[22] 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除①之外的四个过程均存在行政裁量。[7]对于消费者和社会组织来说，普遍的诉求也是要求生产厂商进行信息披露。[13] 参见邓炜辉：论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起源、体系结构及类型化，《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第13页。
[65] 参见前注[62]，戚建刚、易君文，第96页。从社会效果上来看，行政机关在这一阶段的裁量不利于风险评估目的的实现，也会影响专家和公众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效果。
国外通常对于专家选择施加较为明确的、可操作的专业判断标准。在个案中，当评估机关通过评估活动将风险具体化之后，风险管理机关不能做出与风险评估机关结论明显相反的解释或判断。
由此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是由专家组成的特定组织通过科学活动查明事实的过程。政策的要求，即在规制风险过程中输入行政政策，从而实现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
[20]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对于转基因食品所具有的科学上不确定风险，在法律上很难进行恰当的对待和处理。此外，还应当设置异议程序，允许第三人对专家人选提出异议。[58] 参见前注[22]，余凌云书，第28～31页。[61] 按照农业部的介绍，安全评价分为实验阶段、中间实验、环境释放、生产性实验和申请安全证书五个阶段，遵循个案审查的基本原则。
由于风险管理机关是在公共利益的情境中应对风险，其必须在视线聚焦于风险的同时，将余光瞥向涉及到风险所波及到的其他因素，从而妥当的处置风险，以最终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当风险已经转化为紧迫的危险时，不能再进行利益的衡量或者成本收益的对比，只能采取绝对的、即刻的禁止措施。
与风险评估不同，风险管理包括以下特征：风险管理是标准的行政活动。[18]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专家遴选、信息公开等方面，组成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行政机关享有较大的裁量权。此外，评估机关或机构还要考虑到信息公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泄露商业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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